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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江明:平衡公共福利投入 缩小居民消费差距

时间:2009-12-15 来源:18luck新利手机版人民网 作者:szw 摄影: 编辑: 上传: 阅读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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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前,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还不够合理,据专家估算,如果政府在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,中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3.1个百分点。为此,要优化公共支出结构,较大幅度增加对“三农”、社会保障、教育、医疗等的投入,切实改变公共福利投入“不及”的状况,要构建适度的发展性社会福利体系,推动形成“与提高人的生活福利质量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”,促进社会公平,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

  在我国,由消费资源分配不公、消费过度分化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,日趋严重。作为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公共福利的制度安排,是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  我国居民消费差距逐渐扩大

  当前,我国区域之间、城乡之间、城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,居民消费分化现象都非常明显。

  第一,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差距明显。20世纪90年代后,中国西部、中部和东部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呈上升阶段,差距也开始扩大。以2006年为例,东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(14967.38元),西部最低(9728.45元);东部人均消费性支出最高(10870.49元),中部最低(7260.44元)。

  第二,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巨大。2008年,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243元,而农村居民该项支出只有3661元。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从1978年的2.68∶1扩大到了2008年的3.07∶1。2008年,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达到3.31∶1,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、医疗等考虑在内,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差距高达5—6倍。

  第三,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也在不断扩大。1998年,最高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7593.95元,最低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2397.60元;2007年,最高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23337.33元,最低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4036.32元,极值比从1998年的3.17扩大到2007年的5.78。

  最后,炫耀型消费、虚荣型消费、攀比型消费等过度高消费现象严重。在体制转轨、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,过度剩余的钱财将暴富人群推向了追求刺激、贪图虚荣的挥霍炫耀型、攀比型消费方式上来,造成消费资源的极大浪费。而低收入群体基本消费水平与生活水平的下降,引起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公、社会阶层矛盾加剧等问题,埋下了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  公共福利投入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

  在《资本论》中,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收入两极分化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,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,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,即对资产阶级是财富的积累过程,对工人阶级则是贫困的积累过程。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,得到的工资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少,制约了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扩大,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。

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一书中,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原理,他指出,如果把“劳动所得”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,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。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、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以及用来应付不幸事故、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。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。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,还得从里面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、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,总之,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。只有在做了上述扣除之后,才可以按照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。其中的“保险基金”、“保健设施”等和“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”就是指的能够确保社会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“公共产品”,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,这主要通过公共福利制度来体现,而公共福利制度是通过公共财政分配活动实现的。

  我国改革开放后,随着经济社会进入转轨时期,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,但新的福利分配制度还不健全。

  首先,受到国家财力的制约,中国总体上的福利分配远远不能有效满足实际需要。2007年,我国公共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不到30%,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。其次,公共福利在城乡的分配差距非常明显。以人均卫生健康资源为例,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.1%,而公共卫生资源还不到全国的20%。

  再次,城镇中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,由于户籍歧视,他们一直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。最后,即使是在城镇,公共福利的覆盖面也非常有限,比如当前还有将近一半的城镇人口没有纳入养老保障范围。

  当前,在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和住房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不均衡、不公平的供给状态,增强了中西部地区居民、农村居民、城市贫困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,导致居民风险防范型储蓄动机不断增强,对消费带来不利影响。根据《中国统计摘要》提供的数据,我国居民消费率已由“六五”时期的66.3%下降到2007年的49%。美籍华人张欣教授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的结论是: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消费、增加产出的作用非常明显,即中国每增加100亿元社会保障支出,可以增加155亿元的产出。
 平衡公共福利投入、缩小居民消费差距的对策与措施

  第一,把调节社会差距的落脚点放在缩小居民消费差距上,完善向贫困地区、困难群体倾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。

  过去,有关部门往往用居民财富差距、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等三个指标,来衡量和测度社会差距的程度,并且在调节这三种差距时比较注重调节收入差距,而忽视基本消费公平问题,结果成效并不大,因为对个人而言,上述三种差距中最重要的是消费差距,其次是收入差距,再次是财富差距。因此,政府在调节这三种差距时落脚点应放在消费差距上。同时,要完善向贫困地区、困难群体倾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,实现国民收入从效益较好地区向效益较差地区、从效益较好行业向效益较差行业、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分配,把消费差距控制在可控制的社会公平要求的范围之内,缩小居民消费差距,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。

  第二,以社会公平原则作为哲学基础,均衡适度地加大公共福利的投入。

  在生产力各要素中,人是最重要的因素,只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,才能提高效率,而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,必须有一个良好的、公平的社会环境。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,就离不开公平的收入分配、福利分配和利益调节机制。为此,要以社会公平原则作为哲学基础,适度加大公共福利投入力度,平衡公共产品、公共资源在不同地区、不同行业、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,保障社会各个收入阶层的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某种基本一致的利益,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生有所食、教有所学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,都能分享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。

  第三,优化各级政府公共支出结构,构建与公共福利投入水平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。

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福利制度改革以来,中国在公共福利方面基本是属于“不及”,导致了一些民生问题,特别是所谓的“新三座大山”(即医疗、教育、住房)问题。1998年,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,我国就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,但效果不是很理想。

  当前,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还不够合理,据专家估算,如果政府在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,中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3.1个百分点。

  为此,要优化公共支出结构,较大幅度增加对“三农”、社会保障、教育、医疗等的投入,切实改变公共福利投入“不及”的状况。同时,还要构建适度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,推动形成“与提高人的生活福利质量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”,促进社会公平,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。

  (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社会学系)